不负所“托”“育”见未来——XX市XX区高质量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

不负所“托”“育”见未来——XX市XX区高质量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思考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“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。”加快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是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政策的坚实支撑，更是破解群众“带娃难”问题、增进民生福祉的迫切之需。作为XX市人口结构最年轻的城区，XX区紧扣区情特点，以产业园区托育为突破口，精准布局托育资源，全力提升服务品质，持续完善保障机制，有效降低家庭育儿的时间和经济成本，探索出一条“公办引领、多元参与、品质过硬”的具有XX特色的普惠托育实践路径，多次被央视《焦点访谈》《朝闻天下》《新闻“1+1”》等栏目报道，获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、国家卫健委等上级部门调研肯定。

　　一、直面“托育之困”：基层实践中的现实挑战与民生痛点

　　推进普惠托育体系，解决好“谁来带娃”难题，是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必须做也必须做好的事。实践中，XX区曾面临一系列的形势变化和现实难题。

　　区情之变——托育需求出现两大变化。近年来，XX区大力发展“金融+数字经济”主导产业，基本建成重要金融中心核心集聚区，现有纳税亿元楼宇47栋、全省最多，总部企业57家、全市最多，小米、阿里、京东等国内互联网巨头齐聚在此。高端产业的集聚吸引了大量年轻人口，XX区的人口结构也随之改变，仅高新区就汇集了超10万青年员工。在向园区3000多家企业、20余家重点企业的广泛问卷调查和“面对面”座谈中了解到，困扰许多年轻人的托育问题在XX区呈现两大新的特点：一是托育地点的需求更向写字楼集中。年轻人在产业园区的高度集聚，使原本分布在居民区的托育需求向写字楼高度集中。每30人中就有1人有迫切的托育需求。90%的园区受访者表示，“孩子没人带”是当前困扰最大的现实问题。二是托育时段的需求更加零散。由于工作性质、方式等不同，园区年轻人对托育时段的需求更加多样：有的需要在工作时间全日送托，有的需要在特别时段送托，有的因加班需要在下班后送托，还有的希望万一有突发状况可临时送托。除了时段，甚至有年轻人提出，小月龄的孩子能不能也送托？托育机构除了提供看护服务，能不能开展适当的早教？

　　选择之忧——家长送托存在三重顾虑。2022年，XX全区托位平均使用率仅59.2%，公办和国企托育园托位使用率保持高位，民办幼儿园、托育机构托位使用率较低。为什么？通过调研发现，主要原因是优质托位资源相对不足，家长选择育儿机构时存在三重顾虑：首先是质量顾虑，对托育机构的主体资质、师资保障、卫生保健、托育效果等情况吃不准、不放心，担心存在机构跑路、孩子不适应、有托无育等风险。其次是安全顾虑，对教室环境、安全设施、玩具材料、日常食材、教师责任心等方面心里没底，担心存在影响孩子身心健康的安全隐患。再次是成本顾虑，全区备案的营利性托育机构收费大多为4000-8000元/月，对一般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再加上入托以后的其他可能费用，很多年轻人担心花费太多，家庭难以承受。

　　服务之难——托育供给面临三大瓶颈。虽然全区2022年即拥有托育机构42家、托位数2610个，千人托位数4.8个，提前两年完成“十四五”规划指标，但要想打造普惠托育机构体系，在场地数量、行业标准、运营成本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。一是合规场地不好找。2019年，国家住建部发布的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明确，托儿所应布置在首层，确有困难的可将托大班布置在二层，且要有适宜户外活动的场地。在托育需求集中的产业园区就近嵌入打造托育机构，只能在盘活现有载体上想办法。而现实情况却是，园区载体大多为科研性质，要想建托育机构就必须调整规划、变更土地性质，但手续办理复杂、审批流程较长。二是行业发展缺标准。2022年探索建设园区托育机构时，省市尚未发布托育机构质量评估标准，包括行业准入、管理运营、人员资质、安全监管等均缺乏标准，只能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以行业监管为例，不仅没有法律支持，而且部门协调、资金监管、考核奖惩和责任追究等都没有先例可循。三是运营成本难覆盖。参照市场中高端标准建设园区托育机构，按2个班、40个托位测算，每年需要运营成本约240万元。即使算上市、区两级40个托位每年共8万元的补贴，以及按普惠托育标准（低于3000元/月/托）顶格收费且全年满托，每年托育经费缺口近90万元。

　　二、探索“破局之法”：靶向破解痛点的普惠托育体系构建路径

　　面对形势变化和困难矛盾，XX区从深度解读、精准把握“普、惠、托、育”四字精髓为切入点，聚焦“找托育机构难、选优质托育更难”痛点，以向全区覆盖、费用尽量低、让家长放心、提高专业性为目标，全力提供便捷、实惠、优质的托育服务，将生育支持政策切实落地基层，保障广大青年“想生敢生”“能生优育”。